尤小立：商务印书馆与现代文化精神

一家民间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有如此广泛的波及面，恐怕与特定的客观环境有关，但从商务经营理念上看，他们的机遇意识，不仅造就了他们自身，也切实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文 |尤小立，作者授权发布

谬治思想文化史，出版业也是关注的领域之一。连着读了三部有关前期商务印书馆研究的专著，不仅是补了有关商务历史的课，对商务这个超一流的民间文化企业的文化精神及其影响，也略有所感。

1897年2月11日农历初十，商务印书馆创业于上海

其实，说到商务印书馆，我们都不陌生，常在手边的《现代汉语词典》、《英汉小词典》，以及有名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均出自商务，老出版家陈原先生有句话，说得很在行，他说“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丛书的出版工作”。不过，我不知道，现在的商务人看到“新世纪万有文库”改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一手操持，会生发何种感想。如果翻开商务印书馆一百多年的历史，她最辉煌的时期，还主要是在二十世纪的上半期。

《新华字典》（1957年）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字典

一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初创者如夏瑞芳等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他们都进过教会小学接受启蒙，所以在法国汉学家戴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中，干脆把商务的创办定位在“基督徒”的身上。可是，现在公认的商务文化特色的形成，还要从晚清进士张元济的入主开始。作为一位大师级学者与出版家，张元济的确是富于文化眼光的，商务的几件引人瞩目的大事，如编辑中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编印《自然科学小丛书》、《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由“涵芬楼”发展而建立东方图书馆，出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编》等，都与张元济的苦心密不可分。而1905年严复所编译的《天演论》在商务出铅印本，至1921年就印了二十次，其影响力之大，程度之深，近代中国的译著恐怕都难出其右。进化论作为清末新派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对当时中国守旧派保守主张的打击可谓致命。以现今的眼光看，经过严复改造的线性进化论的确有不少可以反思的地方，但也不能不承认整个近代中国，最为中国新派知识分子所接受并信之弥坚的西方思想，大概也只有进化论，甚至到现在，严式进化论仍是正统主流思想的根基所在。当然严译西方名著不止这一本，像介绍西方社会学思想的《群学肄言》（斯宾塞）、介绍西方自由观的《群己权界论》（密尔）、介绍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社会通诠》（甄克思）、介绍西方法律沿革的《法意》（孟德斯鸠）等，都依商务而问世。而近代翻译家林纾在商务出书，共计一百四十多种，更是创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历史纪录。商务出书之始，实际就在努力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也并不局限于精神文化上，在物质上，他们也从日本引进先进的印刷机器，并且与日方金港堂合资，共创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夏瑞芳 （1872—1914），字粹方，江苏青浦县人，商务印书馆创始人

商务印书馆是从编写中小学教科书起家的，这一点似乎还有一些争议。但如果真正了解了商务的出版实绩，大约也不会存此怀疑之念。客观地说，商务的教科书，从体例上是借鉴了日本的体系，更早期的有些书如《英华初阶》、《英华进阶》等则基本是属于对外籍的翻印。这在当时都无可厚非。因为商务是初创，而中国当时并无同类文化产品出现。胡适曾经说过，“一切所谓创造都从模仿出来。”“一个民族也和个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他不肯学人的时候，他的盛世已过去了，他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时期了。”他并且认为，善于模仿是日本人的“绝大长处”。放到具体语境中看，近代以来，一种真正的转型，即现代性的追索，应该是在甲午战后。维新运动的旗手康有为就有言，要“远法德国，近采日本”。向日本学习乃风气使然，并无不妥。如果再往后说，新文化运动如若没有留日知识分子（如鲁迅兄弟、钱玄同、李大钊等）的参与，也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彼时的情况也并不那么简单。由于中国人从近代以来饱受外国列强的欺辱和压迫，民族主义意识也特别的强烈，上述的商务与日本金港堂的合股，日资介入时，尽管也分外小心，在与对方各出资一半的情况下，商务依然全权掌握经营权，但也引来一些竞争对手的攻讦，如从商务分裂出去成立中华书局的陆费逵就以此来“揭发”商务，使后者处于不利的地位，不得不在1914年收回日股。不过，无论怎么说，这都与仿行日本教科书体例无关。而从教科书的编写人员来看，蔡元培、杜亚泉、高梦旦等当时第一流学者组成的强大阵容，也是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史上的特例。后来像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出版社延请名家编写中小学教科书，以及后来叶圣陶、杨振声、梁实秋、沈从文等著名学者、作家参与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的事例，也都是继承商务传统的结果。可惜这样的传统，现在已经绝迹了。戴仁书中有个统计，说商务印书馆出的《共和国中小学校教科书》，其中六十五册是出全了的。这些课本重印至三百次，每种书的平均印数为四千册，售出七八千万本。这就是说，当时的中国学龄儿童，可以人手一册。老作家、出版家叶圣陶的回忆里说得更明白：“我幼年初学英语，读的是商务的《华英初阶》，后来开始接触外国文学，读的是商务的《说部丛书》；至于接触逻辑、进化论和西方的民主思想，也由于读了商务出版的严复的各种译本。我的情况决非个别的，本世纪初的青年学生大抵如此。可以说，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曾受到‘商务'的影响的，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的。”一家民间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有如此广泛的波及面，恐怕与特定的客观环境有关，但从商务经营理念上看，他们的机遇意识，不仅造就了他们自身，也切实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这样主客观的良好结合以及交互影响，其范围与影响力，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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