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不是随便说出来的，学者这样论中华文

中华文化有源头

中华儿女被称为“炎黄子孙”，这有历史渊源。黄帝和炎帝是中华远古传说中的人文始祖，经过文字加工，他们的事迹记载于我国先秦时期的一些文献中。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巨著《史记》一书中，从黄帝开篇叙述中华历史。炎黄时代距今5000余年，当时中原氏族部落开始统一，国家雏形已成，文字初现，为中华民族的多元统一奠定了基础。我国考古学对中华文明起源进行了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史记》从黄帝开始叙述中华历史，是有道理的。

黄帝葬于今陕西省黄陵县桥山，历代在这里举行祭祀黄帝陵的大典，具有重要意义。1937年国难当头，毛泽东同志亲笔撰写《祭黄帝陵文》，这样歌颂始祖黄帝：“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毛泽东同志在祭文中表达了中华儿女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为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的决心。他在另文中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祭黄帝陵折射出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具有强大的精神凝聚力。在今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就是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二者结合的科学表述。

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原创性文化的形成与成熟

中国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和西方古希腊走的道路不同。中国保留了氏族血缘传统，在思想观念上由此形成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的信念。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文化的走向，把文化的“本根”家庭放在第一位。“本根”有二义：一为来源，一为原创性文化。这二者有联系，但不能等同。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战国（前475年—前221年）时期，上接夏商周特别是西周时的礼乐文化，形成了“和而不同”的诸子百家之学，产生了不同的学派。后来的中华文化都可以从诸子百家之学中找到原初的基本论点，即文化基因。

诸子百家之学主要围绕着“天道”与“人道”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所谓“天道”，泛指天地、自然的起源和法则，而“人道”则是关于社会和人自身的道理。“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引起讨论，与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周易》中有这样的话：“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文”指关于季节、时令变化的学问，目的是为了使人们能适时地进行农耕活动。“人文”则是“文明”的同义语。

最早用“家”（学派）来称呼诸子学说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史记·太史公自序》介绍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这“六家”是：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即道家）。《史记》高度评价儒家的开创者孔子，称他为“至圣”，列入“世家”，又为孔子的弟子们书写列传。司马迁笔下的孔子是一位对中华文化传承和创新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对儒家的某些不足，司马迁也有所批评。《史记》肯定道家创始人老子在理论上的贡献，但对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则有所商榷，并不赞同。

汉代文献整理大家刘向、刘歆父子以及史学家班固认为，先秦时期的思想学派有“十家”，除上述六家外，还有农家、杂家、纵横家，至于在街头巷尾说故事的“小说家”是否可以称为“家”，则有疑义。“十家”号称“百家”。百家争鸣形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活跃局面，构成中华文化中的原创性文化。当时不同的思想学派相互辩论又相互吸收，相反而相成，犹如奔腾的大河，源源不断，反映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状况。这些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老子的“道法自然”“上善若水”思想；孔子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思想；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哲学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人生哲理；庄子关于人怎样才能达到“与人和”“与天和”的论述等，虽然其中有时代和历史的局限，但是上述思想理论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史写下了不朽篇章，成为中华民族在生衍发展过程中的共同价值观。这些也影响了人类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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