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峻：寻访燕大农村研究服务站旧址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办于1922年，分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科，开设宗教学、社会工作、社会调查等十几门课程。1925年，社会学系改称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并增设社会服务短修科，课程增加了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实地调查方法等。与此同时，成立研究生院，这是国内各大学最早培养社会学研究生的机构。自此，燕大社会学系荟聚了陈翰笙、吴文藻、张鸿钧、严景耀、雷洁琼、杨开道、言心哲、陶孟和、赵紫宸、倪逢吉、赵承信、李安宅、关瑞梧、陶希圣等一大批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学的建设和普及，产生很大影响。
战前，燕大社会学系进行了近十年的“清河实验”。这项农村社会改造试验，是在美国洛氏基金会资助下，选择距离北京德胜门18里的清河镇进行的，参加者是受过社会学专业训练的师生，最后形成详细的观察记录和实验报告。可谓同时期改造农村社会的所有实验区里，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社会工作实践。
1943年春，燕大在成都复课半年后，开始筹建农村研究服务站。他们四处勘察，最后定点在城北二十余华里崇义桥镇外一处旧庙夏家寺。
崇义桥属成都县管辖的14个场镇之一（现为新都区大丰镇），是成都出北门的一个重镇，酒楼茶肆，商铺密集，风水师、术士、秘密社团、家族组织、行坐郎中、算命卜卦等一应俱全。夏家寺原为一子孙庙，关公财神菩萨，诸神杂陈。佛龛前存放着附近村民的十多口棺材。庙里有一僧人，收点功德钱维生。燕大社会学系老师廖泰初与那僧人协商租下前殿，又雇请当地泥水匠，用竹子和篾席搭起能容纳二三十人住宿和安排二三十个儿童上课的竹栅寝室和教室。门口“夏家寺”的匾额下，挂起了一块“燕京大学农村研究服务站”的吊牌。
廖泰初是燕大法学院社会学系青年教师，毕业于燕大，获教育学硕士学位。三十年代，他在山东汶上县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出论文《变动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对各地废私塾建洋学堂的“一风吹”现象，提出独立思考：私塾组织盛于洋学（新式学堂），私塾的学生人数多于新式学校；塾师往往是地方上的才子，常做排难解纷的社会活动，不做非分之事……；而新学在乡土社会却不受欢迎，小学教员离乡在外教书，与地方关系不如塾师密切。因此私塾并非一无是处。1935年，他在燕大研究院教育学系的硕士论文是《定县的实验——一个历史发展的研究分析》。他在文中指出：中医在民间有着数千年的影响力，与仙方、偏方、炉方及草医用药有交叉共容的方面。乡村固然有些“儒医”或“世医”看病要价过高，但大多数中医用药与日常生活的感知联系在一起，介绍偏方的人不要你的诊治费，药料也多是便宜省事，本村就可以找到，如流行生姜糖水发汗、大烟治痢疾、花椒水洗痰之类，在乡间都能找到这些药料，成本自然低廉。
在西风劲吹的时代，传动文化花果飘零的背景下，一个教会大学的学生，敢于指出“私塾”、“中医”等“旧事物”中的合理性，既需要眼光、勇气，更需要坚定的理论支撑。所以，燕大选他作夏家坝服务站负责人堪称得人。他请来一位农村师傅管后勤，常驻人员有学生方纯、赖运勋以及老师周伯让夫妇。廖泰初回忆：
我当时只有三十多岁，同学们也只是二十左右，害怕老乡们认为这只是一批毛孩子。为了这个，我留起了胡子(获得了廖胡子的外号)，加上住在寺后堂周老师夫妇的指导和帮忙，给老乡们增加了一些老成稳重的感觉，证明对工作开展有利。……
崇义桥农民多半是全文盲，没有电话，不会打电报，有急事只好求人写信，求镇上人执笔要钱，找到我们白送，连纸张邮票都搭上了。开办后不久，求书者有老太太促子回家的，有找过了门的闺女的，也有儿女找父亲的(离家的多半去了省内的其它县，很少离川的)，也有亲家互相问好的，有催还债务的，还有要我们写状纸打官司的，形形色色，像个穷苦大众的大观园。农历旧年写对联当然少不了，我们同学的墨笔字一般见不得人，只有请住在寺后堂的周老师代笔。这一活动大大建立起我们和农民的情感。
考虑到儿童营养困难，我们曾小规模办过厂，生产花生酱和豆浆，廉价供应尝试，但制作和送货十分费力，一般用户也不太理解它们的营养价值，因此不便扩展，收效甚微……在崇义桥工作三年中，我们还办过两次农业科学成就展览，这是和成都有关单位合作举办的，在崇义桥看来可说是创举，所以是盛况空前。不少住在镇内外的庄稼汉，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前来观光听讲。我校领导和大部分法学院教师，由吴其玉院长率领，联袂前来参观指导，还有校内外少数外国来宾也来助兴。（廖泰初：《成都祟义桥农村研究服务站》，燕京大学校友会编：《燕京大学成都复校五十周年纪念册》，47～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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