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受众与摇滚文化的“双向奔赴”

2000年，北京迷笛音乐学院创办了“迷笛音乐节”，被认为是中国音乐节艺术形式的第一次尝试。近年来，或多或少出现了专业音乐节，“它也蓬勃发展”。 2007年，国内市场仅有24个音乐节。 2018年达到263个。11年来，中国每年举办的音乐节数量增长了十倍以上。
在高温挥之不去的夏天，音乐节更是“燥”起来，气氛热烈。大麦数据显示，2021年5月1日放假期间，全国共举办音乐节56场，比2019年同期增长37%，票房和上座率同比分别增长252%和173%——年分别。原本以摇滚乐为主题的音乐节，小众文化，变成了大家都喜欢的娱乐项目。
“只有一种音乐可以拯救世界”
最后，音乐节仍然是一种相对“古老”的艺术形式。早在18世纪，音乐节就诞生于英国。不过，当时的音乐节仅限于观看现场表演，并没有今天数十万大型音乐节的规模。
在音乐节的历史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一个转折点。 1969年8月15日，来自不同城市的45万嬉皮士聚集在纽约州东南部的小镇伯特利。原本安静祥和的乡村小镇，被“吓”了一跳。
“只有一次音乐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美国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 1960 年代研究美国文化，《伊甸之门：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这样的著作显示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突出地位。
当时，美国社会正处于矛盾尖锐突出、人权、种族问题层出不穷的时期。人们从未如此渴望表达自己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和向往。然而，主流渠道无法为他们代言。人们的表达诉求受到极大压制，各地反抗行动接连上演。
除了这些反叛的方式，还有没有避免冲突和表达诉求的方式？ 1969年，两个24岁的嬉皮士在成功举办了一场音乐盛典后有了想法。他们相信音乐是凝聚一切的方式，是传达“爱与和平”理念的最佳渠道；而极端但非暴力的摇滚音乐则是人们发泄情绪的完美“减压阀”。于是，两个嬉皮士找到投资人举办了一个音乐节，著名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恰逢其时，这个“拯救世界”的音乐节应运而生。原本预计只有5万人参加音乐节，吸引了来自各地的45万观众。小镇上原本很少行驶车辆的道路上，挤满了载着躁动的心跳的汽车，变成了拥挤的露天停车场。整整三天，人们沉浸在摇滚之声中，无人管理的超大型集会，没有发生犯罪事件，这在当时的美国是极为罕见的。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为世界带来了“爱与和平”的乌托邦，“和平与音乐的三天”主题展示了人们对和平、自由、平等和爱的终极向往。它被认为是“伍德斯托克”精神的核心。四十年后，著名导演李安也将这场狂欢拍成了电影——《制作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如今，随着时代背景的演进和文化消费观念的演进，“伍德斯托克精神”的一些元素已经悄然从音乐节的外显精神中退去，但表达了“伍德斯托克精神”的精神内核。追求自由依然可以在音乐节上营造出火热的气氛。在此基础上，娱乐、狂欢等属性标签也与音乐节建立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
观众和摇滚文化的双向冲击
有人说音乐节上的人都是“疯子”。当你在外面的时候，你可能不赞成这样的评价，但是当你真正身临其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评价有它的妥当性——音乐节的各种仪式充满了碰撞和感官刺激。
夏日中午，烈日下，草地出奇的热，高温久久萦绕在现场的每一个人。在这样的战斗下，有很多人不惧困难冲在台前。现在，躲在阴影里享受清凉的不在少数。
黄昏时分，随着夕阳西下，天色渐暗，原本分散在各处的人们开始大量聚集到舞台前，各种摇滚文化专属的仪式也将上演。
台前的人们随着音乐的强烈节奏高举双臂，像弹簧一样上下跳跃。这是“波哥”。
“Pogo”的人在舞台周围形成了密集而坚固的“人墙”。但崇尚自由的音乐节不允许存在障碍。 “跑火车”是他们打破壁垒的有力方式：某位乐迷带头，后面很多人把手放在前面的肩膀上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像火车车厢一样排成一排，然后一直在舞台下移动到舞台前。这时，台前的“人墙”会分裂出一个通道。有的人选择主动避开，有的人直面困难，只为享受碰撞带来的澎湃感。
将碰撞刺激发挥到极致的是“Mosh”。在靠近舞台的中心区域，参与者占据一个“Mosh区”，参与者用手互相推挤或用身体互相撞击。 Mosh 是一个充满荷尔蒙、自由、充满变数和身体接触的舞蹈动作。它可以由少至十几人或多达数千人同时进行。
无论是现场气氛，还是从更大的文化背景来看，音乐节都实现了歌迷的大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