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的两大贡献——有关文化自

刘怀荣

近代中国面临的种种危机，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我们今天讨论这一问题，固然不能不考虑近一百多年来民族文化所遭遇的空前严峻的挑战，但5000年的中国文明史，是中国文化强大生命力最有力的证据。立足这一“长时段”的历史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可以发现，其修身的个体人格理想和“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不仅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仍有现实资鉴意义，对人类文明也有特殊的贡献。

一、文化自信与国家文化战略

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在会议报告《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制定“文化强国战略”，重点研究和解决“三个不适应”的问题：一是文化水平与综合国力不适应；二是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不适应；三是文化发展与国民素质要求不适应。从此开始到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各种重要场合被反复提出和强调，这是自1840年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这意味着“文化自信”已成为国家战略问题，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近十余年来，我国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有力地提升了国人的自信，也为民族文化自信提供了现实保障。因此，从学术层面对文化自信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是非常必要的。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华农业文明及五千年文明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陶寺文化遗址的诸多发现，也进一步证实了尧舜时代并不仅仅是传说。纵观世界文明史，中国文化悠久的历史，强大的生命力和应变力无人可以否认。在如此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历代先贤为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有许多足以引发我们自豪和自信。在此我们不拟一一展开，只想就如下的两个问题做一点讨论。

二、修身理论与个体人格理想

中国早期文明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祖先崇拜、宗族制度与宗族伦理三位一体文化特征。其中的宗族伦理，原本是血缘宗族内部的道德规范。见于典籍记载、尧舜时期的“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共（恭）、子孝），即是宗族伦理的最早的典型表述。在周初的礼乐文化大变革中，宗族伦理被扩展到其他宗族，用以加强和维护周王朝的统治。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则将经周初改造的“五教”，进一步扩展至全社会，使之发展为针对全体成员的美德伦理。如何使人具备较高的道德修养，自觉践行美德伦理，虽不始于孔子，但是把修身作为君子自觉、主动的行为，通过修身完善自我，更好地“齐家”“为政”，则是从孔子开始的。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修身不仅是宗族伦理和美德伦理的根本，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内核和基石，也是中国文化非常显著的一大特点。[1]

在孔子那里，个人通过不断内省而完善自我的修身，不仅仅是个人私事，也与家国天下密切相关。《论语》中对此有很多的论述。如“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其中的“身正”“正其身”既是修身的结果，也是“为政”“不令而行”的必要前提。《宪问》“子路问君子”章“修己以安人”之“人”，汉代孔安国释为“朋友九族”，故本章中孔子论修身包含了由个人、宗族友朋到天下众人三重境界。可见，孔子所谓“修己”已经成为贯通家、国、天下的行为。到了孟子、荀子，更进一步明确了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荀子·君道》）都强调了修身作为家国天下之本的重要意义。《礼记·大学》则将修身按先后次序分为八个环节，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世学者称之为“八条目”，儒家修身理论至此完全定型。对“八条目”，历代学者多有解说。近人熊十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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