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的壁画风格，如何体现出丝绸之路的文化

自李希霍芬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个概念以来，“丝绸之路”成为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概念。许多人倾向于将“丝绸之路”视为一个二元的概念，认为这是一条从中国到罗马的商路，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过分简单化的解读。毕竟很少人会带着货物跋涉万里，从中国奔波到罗马。而且，贸易路线不止一条，贸易的商品也不仅限于丝绸。

英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IDP）负责人、敦煌学者魏泓（Susan Whitfield）指出，中亚才是丝绸之路的心腹之地。相对于欧亚大陆帝国的国别史，中亚史却属于从属地位，人们经常会将中亚误认为一片变动不居的化外之地，只有游牧民族，没有文明、文化和自身的历史。实际上，近年来的在“丝绸之路”上的考古证据告诉我们，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其中，敦煌文献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魏泓认为，虽然敦煌学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但是，仅通过中国历史文献来研究敦煌，还是洞察不了敦煌所处的广博背景。要了解敦煌及其居民，最基本便是要了解广博的“丝路”背景。魏泓利用了敦煌文献的材料，还利用了来自塔里木盆地乃至更远地区的材料，依靠间接的研究成果，将其写成了十二个在“丝绸之路”大历史下小人物的故事，重现在八世纪到十世纪末的在丝绸之路上各形各色人群的日常生活。

莫高窟作为敦煌最著名的石窟，其壁画艺术蜚声海外，但现代人对这些壁画的创作者们和他们的生活了解甚少。魏泓选择了十世纪的画家董保德的故事，给我们展现了莫高窟壁画的创作历程，并生动地呈现出各地域的文化交流的结晶，如何在壁画中表现出来。以下节选自《丝绸之路：十二种唐朝人生》的“画师”一章，略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丝绸之路：十二种唐朝人生》，[英]魏泓著，王姝婧 / 莫嘉靖译，理想国 |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版

董保德是一名大画家，掌管敦煌当地画行，除此之外他还是朝廷画院的一员。时值965年，敦煌名义上归附新生政权宋朝，但实际上的掌控者则是从920年起就在当地的曹氏家族。现任统治者曹元忠（944—974年在任）自称大王，是董保德的资助人。

除画院外，曹氏还成立了官办印局，雷延美就在印局当雕版刻工。与董保德一样，雷延美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曹氏委托制作的。董、雷二人经常在当地茶馆会面，一边玩着双陆棋，一边讨论手上的活。雷延美的职责包括雕刻文字与插图，但他既不是写工，也不是画工。曹元忠命人印制一份发愿文（顶部有观音菩萨像，下方是发愿文），写工负责撰写文本，画工则在另外一张薄纸上绘出图像。然后，雷延美将纸张有墨的一面朝下，贴在一块切好磨平的木板上。他常用当地的梨木或枣木作材料，二者质地平滑、纹理均匀，有条件的话他也会用梓木，但梓木产自海外，价格昂贵。墨迹透过纸张，清晰可见，雷延美娴熟地将笔画间的木头凿除，使文字突起。接着，他在另一块木板上刻出插图。其后，他给两块木版上墨，再用当地生产的糙纸覆于其上，用干的刷子拓下墨迹。印好的纸张被分发到当地各个寺院中（见图33）。插图的木版还会被多次利用，分别制作各种样式的菩萨像。947年盂兰盆节，曹元忠特意命人制作雕版：

图33　雕版刻工雷延美印制的发愿文，10世纪。（大英博物馆，编号Or.8210/P.20）

“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曹元忠雕此印板。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东西之道路开通，南北之沟渠顺化，励疾消散，刁斗藏音。随喜见闻，俱沾福佑。”

在曹元忠统治时期，他与妻子翟氏都热心佛事。在命人印制这份发愿文后的几年，他们为当地寺院捐献了不计其数的财物，并有详细记载。948年新年，依照传统，人们要欢度节日、慷慨解囊，翟氏供奉了一幅“五色绣”经帙。经书被保存在藏经阁的书架上，每十卷左右为一捆，包在长方形的经帙里，经帙为布面，通常以旧纸作为底衬。通常还会有一个签条，详细写明该经帙包含的经卷，例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第三十卷”。签条附在经帙边上，以便当一帙帙经书摆在架子上时，人们也能一目了然。

曹元忠还会命人制作一些绘画，除了随身携带的绢画，还有当地石窟寺的壁画。人们纷纷仿效曹大王的做法请人作画，像董保德这样的专业画师相当繁忙。对于自己的生活，董保德该满足了。几年前他就成了顶尖的画师，如今生活无忧，还拥有官衔。尽管品阶不高，但仍提升了他在本地的社会地位。职务中当然有不如意的地方，比如需要与官僚和懒散的工人打交道，不过他技艺娴熟，报酬丰厚，工作机会源源不断。敦煌附近有超过十五座寺院，其中最重要的莫高窟是位于城东南约十九公里处的一座石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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