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大运河：连通的不只是交通，还有文化

10月9日，2021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在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漕运码头开幕。以通州为北部端点的京杭大运河，在中国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成为中国古都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供图/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会聚唱和，赋诗迎送

自元代以来，数量众多的文人学士在通州会聚，赋诗迎送，留下了精美的文化篇章。元代诗人贡奎所作《二月十二日达通州》，就是其中的代表。诗中写道：“河冰初解水如天，万里南来第一船。彻夜好风吹晚霁，举头红日五云边。”贡奎，江南宣城（今属安徽）人，任集贤直学士。《二月十二日达通州》为贡奎初抵通州、遥望大都时的感慨之作，诗中注称“二月十二日达通州，冰始开，舟适先至”。“万里南来第一船”体现了他应召而来的迫切心情，“举头红日五云边”表达的则是日后忠君报国的期望。

早在元代，通州就成为文人北上与南返的交通枢纽，他们在通州迎来送往，观赏唱和，与通州的友人结下了深情厚谊。张翥有《上元宿通州杨原诚寓宅》：“禁城东下一川平，杳杳烟芜淡淡晴。风滚暗尘羊角转，水披残冻鸭头生。离居有酒春堪醉，小市无灯月自明。还忆故园今夕赏，玉人花底共吹笙。”诗称朋友盛情款待，堪比家乡故园。

像张翥这样的文人并非特例，元代浦阳（今浙江浦江）人吴莱，作有《过漷州诗》：“数株杨柳弄轻烟，舟泊漷州河水边。牛羊散野春草短，敕勒老公方醉眠。”吴莱深研经史，是元代著名学者，对元末“铁崖体”诗歌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漷州置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州治（州官署）初在今天津武清河西务，元末迁至今北京通州南部的漷县村。吴莱诗中所述，应是他经过通州大运河离京南下时所见。

特殊的地理位置让通州成为南北文人送别的特定场所，赓续相承的送别诗，为构筑通州漕运文脉做出了独特贡献。元人马祖常作于至治元年春夏之交的《出都》诗称：“京尘冉冉岁华新，重向都门问去津。西日衔山沙水晚，通州城下雨沾巾。”其二称：“潞水年年沙际流，都人车马到沙头。独憎杨柳无情思，送尽行人天未秋。”马祖常，著名诗人，诗中描绘的离愁别恨，极易引起后人的共鸣。

折柳相送是文人学士送别的雅俗。明初，通州黄船坞附近已是“官柳荫映”，自通州城内至张家湾、漷县，运河两边皆是柳树成行，成为文人相送的绝佳去处，“柳荫龙舟”也列为“通州八景”之一。清代戴璿《柳荫龙舟》诗中说道：“长夏浓阴分柳色，满江瑞霭护宸游。丁宁陌上还培植，不是河桥送别秋。”此诗形象地反映了通州在南北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地位。

清光绪初年《京杭运河全图》中的北京通州段（局部）

马经纶与李卓吾之交

明代通州名士马经纶，邀请思想家李贽北上，成就了通州南北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万历年间，马经纶在通州城南建立了私人性质的“闻道书院”，卒后，门人私谥为“闻道先生”。

李贽，字卓吾，福建泉州人，明代卓越的思想家，因激烈反对专制主义，多次受到打击迫害。万历二十九年二月，马经纶将李贽迎至通州，并为其修造“假年别馆”。李贽在这里继续从事《易经》研究，完成《九正明因》的最后改定本。后人记载，“卓吾生平求友，晚始得通州马侍御经纶”，南北两位名士在通州倾心交流，可惜刚一年，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奏劾李贽“惑乱人心”“狂诞悖戾”，要求朝廷敕令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明神宗见疏，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之罪，将李贽关进刑部大狱。三月十五日，李贽在狱中夺刀割喉自尽，享年76岁。李贽逝后，马经纶不顾安危，遵其遗愿，“归其骸于通，为之大治冢墓”，将李贽遗体安葬于通州北门外的迎福寺之侧。

李贽墓冢高一丈，周列白杨百余株，墓前立二碑：“一曰李卓吾先生墓，秣陵焦竑题；一卓吾老子碑，黄梅汪可受撰，碑不志姓名乡里，但称卓吾老子也。”李贽墓后来遭受多次毁坏，1983年迁至西海子公园，但由焦竑撰书的“李卓吾先生墓”青石墓碑，至今仍然矗立。

著名戏曲家汤显祖留有《叹卓老》一诗：“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知教笑舞临刀杖，烂醉诸天雨杂花。”因为政治上、文学上的反抗性和斗争性，汤显祖也被人称为“狂奴”，与提倡个性解放的李贽心意相通。汤显祖曾在临川与李贽有过见面交流，听闻李在京城狱中自杀，汤显祖十分悲伤，作诗哀悼，感叹其“钵头何必向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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