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的性别视域及其新维度

1840年以前，西方列强尚未用武力打开中国国门，中国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传统文化保存较为完整。海外汉学界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古代妇女，将她们置于时代背景中，考察她们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海外汉学的研究历程反映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变化、学科研究重点的变化，乃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变化。但对于海外汉学界这一研究维度，中国学术界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从以弗洛伊德和拉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理论到以露丝·伊里加蕾为代表的当代女性主义理论，西方学术界一直强调性别的“差异观”。传统的性别理论认为父权制社会中，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处于劣势地位；而当代的性别“差异观”则将男性和女性视为构成人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本体，强调性别平等与性别解放。不论是传统还是当代的性别差异观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西方社会二元思辨的哲学思维方式。本文对海外学术界中国古代女性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以存在于西方逻辑中的两性视角为切入点，探讨近30年来海外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女性的研究重点，为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妇女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以期对中西跨文化研究有所助益。

一、海外中国古代女性研究的发展演变

13世纪末，在西方人书写东方的第一部著作《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称“中国妇女在各方面都相当不错”。1366年，通过借鉴马可·波罗等人的中国游记，曼德维尔写出了散文体《曼德维尔游记》，其中也不乏对中国妇女的描写。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以欧洲为主的来华访客，如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水手和传教士，17、18世纪意大利和法国的耶稣会士,18世纪晚期以后的英国使节、商人、传教士等，在对中国的记述中也有涉及中国妇女的部分。［1］(P147-186)1836年，德庇时关于中国社会研究的著作《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因其资料丰富翔实，被公认为是19世纪西方对中国最全面的报道。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欧美传教士和商人来华活动，一系列反映中国妇女生活、习俗的著作相继在西方出版。在当时传教士的眼中，非基督教的婚姻是对女性的贬低和压制。从这一时期至20世纪40年代，成果以观察、记录和翻译为主，如1891年萨福德（）将刘向《列女传》译成英文，向海外社会介绍中国古代妇女的基本状况，但称不上是系统性的中国古代女性研究。随着西蒙娜·德·波伏娃著作《第二性》的出版，20世纪50年代，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重新思考妇女融入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和所展现的生命状态。20世纪60年代，美国掀起了以消除两性差别为基本主张的第二次女权运动。在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影响下，女性主义学术应运而生，西方学术界的女性研究由边缘走向主流。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和海外汉学家开始探讨现代中国男女不平等现象，强调对妇女的桎梏是男性社会传统下女性群体共同面对的问题，呼吁中国妇女实现真正的性别解放。

20世纪70年代是海外学术界中国古代女性研究初步发展的阶段。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海外学术界对“基础的”历史写作予以了否定，开始不断颠覆性别、文化、种族的等级秩序，着眼于探讨主体形成过程中“自我”与“他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萨义德《东方学》出版后，海外学术界更是避免将中国形象塑造为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从而进入“将东方东方化”的误区。在女性研究领域，海外学术界开始将女性视为属于特定社会类别的独立个体，研究内容从批判男性对女性的性别压迫，发展到阐述性别关系与经济、政治结构等更大权力结构之间的联系。海外学者不再只将女性主义理论应用于解释中国妇女的问题，而且开始关注中国古代妇女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越来越重视性别差异和突出性别差异的社会意义，海外学术界不再单一关注女性问题，而是将男性群体纳入研究范畴，性别研究逐渐取代女性研究，这成为最主要的分析方法。与此同时，海外学术界逐渐从研究女性在历史中扮演何种“角色”转为研究女性身份如何被构建和表述。［2］(P129)美国历史学家司考特(Joan Wallach Scott)在对美国妇女史进行研究时提到，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影响妇女史研究的后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即强调男性特征和女性气质并非局限于男女的生理差异。［2］(P119)这一研究视角也对女性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以往传统的研究不同，20世纪90年代开始，海外学术界不再把中国古代女性的生活经历视为研究对象，而是把性别定义为社会框架的一个方面，将性别研究纳入对特定社会机构的讨论中。强调性别差异的后现代性别理论逐渐应用于对中国古代妇女的研究中。自20世纪90年代起，不论是研究社会史还是文学史的海外学者都对“欧洲中心论”产生了怀疑，开始关注中国古代妇女在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中所扮演的角色，挖掘中国古代妇女的能动作用和主体意识［3］(P1-18)，尤其注重研究在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由妇女创造的文学和艺术作品。美国汉学界对明清妇女文学的研究尤为突出。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海外学者不断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历史学、文学、医学等多领域研究中国古代妇女，研究方向呈现多元化和细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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