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视角下的毕飞宇小说研究

一、前言

自古江南多才俊，江苏文化兼备南北文化特点，处于文化长河的汇流处，数不清的文人墨客生于斯长于斯，斩不尽的诗意文化源远流长。从上世纪的朱自清的恬静荷塘月色，汪曾祺的曼妙水乡，到新世纪的毕飞宇、苏童、范小青、曹文轩等等，都在作品中脱不了江南的风采。江苏按照地理划分，分为苏南苏北两大区域板块，以长江为界划分南北，长江以南即苏南地区，长江以北即苏北地区。然而，传统上的江南书写在新世纪以来呈现出并不相同，甚至一江之隔两种风格的书写。毕飞宇的苏北“王家庄”系列不同于叶兆言笔下的南京、范小青笔下的姑苏小巷、格非的“江南故里”，作家间呈现出的整体地域景观各不相同，个具地方色彩，作品风格表现出复杂多变的创作特色，正是在苏南苏北多变的风格之下，在无意中或许为江苏文学的地域景观贴上了各自独特的美学标签。

二、毕飞宇小说中的自然风景书写

毕飞宇作为本土作家，从出生到写作，苏北都是其文学的发源地和书写地。在毕飞宇一系列作品中，如《玉米》《平原》《地球上的王家庄》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苏北的自然风光书写。无论是作品中宇宙唯一的“王家庄”或是里下河的乡土水乡书写，毕飞宇的书写色彩，都未离开这片故土的颜色。

毕飞宇在小说中爱称自己为“庄稼人”、“乡下人”，总是以一种若即若离的视角眺望并抚摸着苏北的原野、稻田、土场上的小孩、家乡的水、家乡的船、家乡的麦子。首先，毕飞宇的小说在命名上，就在创作核心上深具苏北特色，如展示苏北大地主要地貌形态的《平原》，少年成长下自传特色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农村主要生产生活资料《玉米》，以及毕飞宇虚构出的村庄《地球上的王家庄》。毕飞宇在命题上的独具匠心，加深了人们对苏北的重新认识，这是不同于富饶、靓丽的苏南书写。反过来，乡土地域认知为毕飞宇的文学创作提供更多的独特素材。

正如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写道：“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它们是形成现代乡土小说美学品格的最基本的艺术质素，赋予了乡土小说区别于其他文类的美学风格，以及魅力四射的生命力度。”毕飞宇的作品中的苏北风景书写，极具视觉冲击。在《平原》中，毕飞宇开篇即对苏北地形地貌进行了奠基性书写，没有险峻的高山，没有急湍的流水，一览无余，一望无际。在自叙传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毕飞宇说道“在我的老家，唯一的地貌就是平原，每一块土地都是一样高，没有洼陷，没有隆起的地方，没有石头。你的视线永远也没有阻隔，如果你看不到更远的地方了，那只能说，你的肉眼到了极限。”

“水”对于里下河来说，就如同路遥的陕北黄土一样，毕飞宇书写的里下河区域水道纵横，船与水的结合就是土地与人的结合，勾画出“鱼米之乡”的独特风景画，内涵着细腻、顽强、自由淡然的水乡文化。尽管在《玉米》等小说中，毕飞宇真实的展示出乡村社会权利的复杂与人心考验，但当面对苏北景色，毕飞宇以神圣的“地之子”精神书写着苏北大地景色，透过幽静碧透的里下河、夜静星空下的虫鸣、一望无际的芦苇荡等等乡村景物，在作品中总是神圣、诗意盎然，不带一丝杂色。

水与土都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物质媒介，更是是乡土中国中重要的文化概念。与传统的中国大地文化、土地文化的广阔与厚重，水文化更具有灵动和悠长的特点，与大地滋养万物相同，水同样赋予生命的养育之恩。里下河地域风貌独特，境内湖泊河道交织密布，青山绿水相抱，是一个典型的水乡。苏北文学与水的关系十分密切，水是苏北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苏北文学灵性所在。较早的汪曾祺在作品中表达了对水的热爱，“我的小说常以水为背景，是非常自然的事。记忆中的人和事多带有点決泱的水气。”温和的水乡、落魄的老运河，冲蚀着苏北的地域变化，也改变着里下河的社会心理与性格重塑。毕飞宇创作中，对于苏北里下河的人文性书写借助的就是家乡的“水”意象。正如毕飞宇所说，“我们兴化人是用手走路的，两只脚站在船尾，用篙子撑，用双桨划，用大橹摇。”水改变了里下河的交通方式，更改变了兴化的人文风俗。在《平原》中描写王家庄红粉婚嫁时接新媳妇用船，称为“喜船”。同时，按照习俗“喜船只能比别人快，不能比别人慢”喜船之间彼此如同龙舟竞赛，这种相互竞争的取闹，来自民间“闹发”的传统，越闹越发图个喜气。《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以写实的笔调记录了“水上行路”的生活场景，年轻人撑着长篙游荡在水面，阳光映照之下青春向上的积极气息喷发而出。《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的“我”常去乌金荡休息玩耍，那是一个白鹭低飞、宁静美丽的浅滩。乌金荡不只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更在贫瘠无趣的年代里成为孩童的游戏天堂，“无聊的时候我会像鸭子一样，一个猛子扎到水的下面去，睁开眼睛，在水韭菜的中间鱼翔浅底。”毕飞宇的水文化带有上善若水的哲学意味，笔下的水如芊芊佳人般温婉、和善，里下河的“水”文化总是在日常生活的故事中显现。水的柔韧是他对往昔人事的一种美好追忆，是人性美好的象征。“水”一方面承载着作者儿时的记忆，另一方面它是乡民生存的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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